困难时期，舞阳成为省委工作主阵地

1940年4月，根据党中央通知，刘子久、张维桢等12位同志作为河南党组织的代表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豫中地委组织部部长杨毅主持地委工作。河南代表团到延安后，刘子久、张维桢等向朱德、王稼祥、王若飞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河南的情况和省委的工作。5月，张维桢向中央送上长达2万余字的《豫中地委工作报告》，对地委领导的豫中地区的社会状况、党的组织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武装斗争工作、支部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等进行了汇报。

5月4日，中央决定对国统区党的组织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同时决定审查干部，有被捕危险的、身份公开或半公开的干部，要进行撤离、调换或隐蔽。7月，因七大延期召开，根据中央决定，张维桢和刘子久返回河南，开展“审查干部、隐蔽精干”的工作。张维桢返豫后，立即在豫中各县传达贯彻中央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干部审查和选送工作，既为根据地建设输送了革命力量，又隐蔽保存了豫中党的组织。

1940年底，根据河南形势和豫中的条件，河南省委的主要机构准备暂时设立在舞阳。12月底的一天，刘子久、郭晓棠、张旺午分别从洛阳、豫西南、豫南到达舞阳。在张维桢的安排下，省委在舞阳县城西南一个村子召开省委会议。省委书记刘子久在会上宣布，中央调他去淮北新四军工作。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张维桢接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仍兼中共豫中地委书记，还兼管豫西南的工作；张旺午任组织部部长，分管豫南；郭晓棠任宣传部部长，分管豫西；张若谷任秘书长。省委机关设在舞阳县城，后转移到梁八台。会后，张维桢、郭晓棠、张旺午等分赴豫中、豫西、豫南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在当时省委人数较少、工作区域有六七十个县、交通不便、联系困难的情况下，省委仍然按照中央制定的工作方针，克服困难，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

在国民党进行反共摩擦、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党的斗争水平，中共河南省委在认真总结过去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而又灵活的斗争策略和方针，决定在党内开展两个方面的斗争：“一方面，反对不了解当前的政治环境、不善于等待时机的急性病，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冒险倾向；另一方面，反对在目前恶劣环境下可能发生的消极动摇、悲观失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退却逃跑行为。”

总之，中共河南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在“反顽”斗争中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针，使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原则的前提下，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斗争手段，使河南国统区的党组织避免了更大损失，为以后的斗争保存了干部，积蓄了力量。

漯河地下交通站，保障干部有序撤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共中央中原局在确山竹沟的设立，竹沟成为共产党领导江、淮、河、汉广大地区抗日斗争的战略支点，从而形成了从延安、西安、洛阳、竹沟、漯河、界首到豫皖苏、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一条党的交通线。为保证党的干部和重要文件、指示顺利安全到达各抗日根据地，中共河南省委特在漯河设立了一个秘密交通站。

1939年夏，因豫东沦陷而西迁镇平的国民党河南盐务局根据豫西、豫南食盐缺乏，而皖北敌占区私盐充裕的情况，特选择在漯河设立豫东盐务办事处，并在界首、涡阳设立收购机构，鼓励商人前去敌占区贩运淮盐，以解决豫西食盐匮乏问题。当时，在镇平河南盐务局税警科任书记员的中共地下党员倪鼎元，利用其父为盐政当局要人、将任豫东盐务办事处处长的特殊关系，带领同在此处任职的中共党员过荫梧、顾天翼来到漯河，仍利用其特殊身份开展新的工作。倪鼎元将此消息向党作了汇报，并将他的“千里迢迢一纸书”闲章印模交给党组织，作为以后党同他取得联系的凭证。镇平党组织将他们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中共河南省委。

1939年秋，中共竹沟地委组织部部长杨毅奉省委指示前来漯河，在豫东盐务办事处找到倪鼎元，出示了闲章印模，与其接上了头，并指示倪鼎元等同志不要与郾城地方党组织联系，直接与省委联系。实际上，豫东盐务办事处已成为省委的一个交通站。

1940年夏，担任中共豫中地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部长的杨毅因身份暴露，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和追捕，组织决定让他立即撤离，并指示杨毅经漯河去皖北龙山抗日根据地。杨毅同爱人一起来到漯河，向倪鼎元说明情况后，倪鼎元、过荫梧立即带着配备有武器的税警到杨毅暂时停留的小旅馆，把杨毅及其爱人接到有税警警卫的办事处内，摆脱了特务的盯梢和追踪。因情况紧急，倪鼎元、过荫梧连夜雇来一辆架子车，以购盐为名，为二人办了一张去涡阳“公干”的通行证，并写好给周口、界首等处盐务收购站熟人的信，趁天色未亮护送杨毅夫妇出城。过了数日，杨毅夫妇顺利到达根据地，给倪鼎元发来“安抵”“请释念”的信。

1940年12月31日，刘子久奉中央电令赴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工作，当晚到达漯河同倪鼎元接上了头。当时，汤恩伯部队已在漯河驻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十分嚣张，经常盘查行人，甚至深更半夜闯入市民家中进行搜查。倪鼎元、过荫梧帮助刘子久处理了一些问题，保证了他的安全。

在河南党组织的大撤退工作完成后，这个交通站完成了历史使命，倪鼎元等人奉上级指示撤离漯河。

环境恶化，党组织应撤尽撤

1941年2月，党中央截获了一份国民党特务企图破坏河南党组织的情报。情报上有河南党组织的一些情况和部分省委领导人的名单。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中央决定紧急撤退河南党员干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亲自领导，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河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危拱之和省委统战部部长王志杰具体负责。

河南省委交通科科长杜征远，从延安先到豫西南地委传达指示后，同省委交通员朱之光一起来到舞阳梁八台，向张维桢传达中央有关河南党组织撤退的指示。河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迅速作出三条决定：“豫中的干部向延安撤退，豫西南的干部向鄂中新四军五师撤退；各级党组织一律停止活动；凡一时撤退不了而又有暴露危险的干部，要立即动员他们离开家投亲靠友，另找职业分散隐蔽起来，便于隐蔽的尽可能就地隐蔽，以待时机。”

张维桢一方面派遣中共舞阳县委书记徐耀三、北舞渡区委书记刘长波到陕西咸阳建起一个联络站，负责撤退干部的中间联系；另一方面指示省委秘书长张若谷暂时留下，仍以舞阳县城树人中学教师的合法身份领导党的工作。4月，张维桢等离开舞阳到了咸阳，继而到达延安。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在延安组成了新的河南省委，仍由张维桢任书记。省委向陈云和中央组织部地方科汇报了撤退工作，对于撤退到延安的河南地方党员干部，经审查后，有的进中央党校学习，有的分到其他地方工作。为了尽最大可能地保存党的革命力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省委又派交通员回河南继续撤退了一些干部。1941年秋，杜征远二次到豫中撤退干部。他在舞阳会见了张旺午和张若谷，传达了省委指示，并让张若谷在撤退时买些药品带到延安。张旺午于重阳节撤到新四军五师根据地后，将往豫鄂边区和豫东新四军四师撤退的困难上报中央。中共中央遂决定全部改撤陕北。10月，张若谷撤退到延安。

为了继续对河南广大地区党的工作实行有效的领导，1942年初，陈云召集在延安的河南省委负责同志开会，研究制定了《关于今后河南省委工作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反对急性病，做长期打算。”《决定》确定了“少而精”“小而高”“广而深”和“勤学勤业，交朋友”的工作方针，明确规定组织撤退后留在当地的党员停止组织活动和组织联系，言行要符合隐蔽的要求。1942年春，杜征远三进豫中，在舞阳会见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让其通知有关同志一同撤退。舞阳又有几名党员先后撤至延安。不久，为继续做好撤退工作，省委派政治传达员徐耀三到豫中舞阳、叶县一带，传达当前省委关于河南工作的方针，了解河南党的活动情况，整顿组织，清除不可靠分子，继续撤退干部。他在北舞渡找到几名地下党员，着重传达了省委“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精神，并叮嘱他们坚持地下斗争，注意隐蔽，相机而动。

中央和省委对撤退干部高度重视，组织得力，措施得当，计划周密，及时撤出了大批党员干部。这对于保存革命力量，支援边区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①《漯河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②《漯河市革命遗址通览》，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版。

漯河日报全媒体记者 齐国霞 特邀顾问 刘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