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志纯
半个多月前，我无意中得到一部长篇小说《沧海残阳》，读来颇为引人入胜，越到后面越加精彩，以致掩卷之后意犹未尽，还想写点什么。
这是一部漯河人应该比较熟悉的题材——关于晚清临颍人、台北首任知府陈星聚的传记体小说。
陈星聚，字耀堂，公元1817年出生于临颍县台陈镇台陈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先后中过秀才，举人。1853年河南境内捻军起事，他督率乡团与捻军对抗，乱平后，因功授福建省顺昌县知县，这一年他47岁。之后，又分别任过闽县、建安、仙游、古田知县。同治十年(1871年)始，以“洁己爱民，实心任事”卓荐升补台湾淡水厅同知。五年后又调任漉港同知，光绪四年(1878年)升任台北知府。
当时正值中华多难之秋，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纷至沓来，蹂躏我国东南沿海，宝岛台湾也成了侵略者垂涎、觊觎的对象。陈星聚上任伊始，便召集民工，修筑加固台北城池。中法战争爆发后，他又积极购置武器，扩充军队，随时准备迎战入侵之敌。1884年8月，法帝国主义出兵进犯基隆。9月，基隆被攻陷，法军旋即兵分两路，进攻淡水、台北，并封锁了台湾与大陆的交通。陈星聚，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下决心与台北共存亡。他命令妻子带领阖家老小十余口，团团围坐在府衙后花园的水井旁边，一旦城池陷落，即举家殉国，决不受辱。台北军民在他的激励之下，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终于击退了法军的进攻，取得了台北保卫战的胜利，为中国人民谱写了一曲响亮的正气歌。
不幸的是，陈星聚由于夙夜忧叹而积劳成疾，于公元1885年去世，年69岁。获朝廷恩准，归葬故里。
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沧海残阳》的作者余飞，追寻着他在临颍、闽县、建安、仙游、古田、淡水、台北的足迹，依据仅有的这些地方的方志寥寥数语的记载，如《顺昌县志》之“兴利除弊，政绩颇多”、《古田县志》之“甫至，厘剔粮胥，积弊豁然清”等充其量不过三千余字的相关史料，居然铺陈成70万字的长篇小说!这需要对那个时代的政治、军事、职官、礼仪、风土、民情等多方面的了解，然后才有可能进行宏大的构思。
这部小说涉及的背景是晚清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民生的凋弊、频仍的战乱，特别是陈星聚协助巡抚刘铭传抗法保台的“中法战争”。作者很好地展现了这场战争。
这部小说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也很多，上至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朝廷重臣李鸿章、左宗棠;地方大员的岺毓英、刘铭传;陈星聚的同僚刘敖、林大全及其僚佐这些历史上实有其人的等等人物，这些，都需要作者对其相当的了解和把握。对这种场面的描写，没有相当的功力是不可能生动表现的。同时，这部小说涉及的本书主人公陈星聚的事件则更多且涉及的面也愈加繁杂，有史可查的就有临颍抗捻;顺昌清理积案、兴利除弊;闽县对抗洋人强筑炮台;古田厘剔粮胥;淡水缉匪擒盗、归化山胞、废除埋葬税;台北督工建城及抗法保卫战等，要把这些事件转化为故事情节，需要对这些概念化的“纪要”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大量的虚构，并设置相应的人物，塑造活生生的形象，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人物“还原”那些抽干了情节和细节的“纪要”。比如缉匪擒盗、归化山胞，就设置了阿英、山鹰、罗豹、阿苦、阿昔、庄祖德等人物，用了许多章节进行描写;上面已经提到的“法军犯基隆”“再战基隆”“淡水之战”以及关于台北保卫战的许多章节，无不首先掌握相关史料，然后以“历史的真实”还原这些战役，其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增加小说的可读性，除了正面人物陈星聚、刘铭传、刘敖等，还必须有些反面角色，因为史料中并无这类角色的记载，因此有了虚构的五品官员身份的内奸朱木言和山民罗豹。虚构五品官员的内奸朱木言这样一个人物，殊为不易，因为首先要设置他符合历史的完整的“履历”;其次，作为内奸的他，要卷入在台湾甚至在更上层发生的事件中，不露声色地干扰或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本书虚构的这个反面角色，后台硬，藏得深，危害大，并且合规合式地生活在台湾的官场中，由他造成的悬念着实吸引着读者，增加了可读性。
作为陈星聚的传记体长篇小说，不可能没有他的家人的情节和细节，本书就有陈星聚的“完整的家”，弟弟星文、星珠、儿子琢之、妻子张氏，还有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一句“要他看好咱大清的地儿”，把一个农家老妇的形象一下子提高到卫国守土、民族大义的高度。所有这些虚构的人物、情节和细节，无不凝聚着作者的心血，体现出作者的才华。
当然，作为一部70万字的长篇小说，正如由河南省文联原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田中禾为本书所作序中说：“作为一部传记小说，《沧海残阳》在文学上的得失，应该是另一个问题。在史实与虚构、结构与叙事、语言与场景这些艺术问题上，有很多有意义的课题值得探讨。”
作为“探讨”，笔者对本书作者在《后记》中“关于作品的成功与否”的“其二”，亦有同感。本书作者说：“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产生社会影响，也就是说，他没有在社会变革中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所以没有被历史和现实给予应有的关注。”
笔者赞成作者的看法。文学界早就有关于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应具有三个“独特”，即独特的环境、独特的人物、独特的事件的论说。就《沧海残阳》这部作品来看，其“环境”是相对独特的。这是因为，小说的主人公所生活的晚清那个大的时代和中法战争两个战场之东南沿海战场，特别是台湾的抗法保卫战这一特定的“环境”，显然是独特的。据笔者所知，并没有更多的作家以此为背景进行文学创作，因此本书在这一方面是捷足先登了。作为台北首任知府陈星聚这一历史题材的以这一特定“环境”为背景的《沧海浅阳》，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为漯河市委、市政府台办对这一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给予大力支持之所在。
但是从陈星聚这个人物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来看，却不太具有独特性，这恰恰是历史上给予他的“纯儒循吏”的“定性”所与生俱来的。田中禾先生在其所作《序》中也是这样看的，他说：“陈星聚的坚定的人生追求，那就是儒家人格：忧国忧民，家国为先;忠诚尽职，刚正不阿。”并且“他只是一个州府文官，一介儒生，手无铁，没有兵卒”，在面临危难时，“举家抱必死之志，保卫一座无防务的城池”。因此，发生在他身上的行为不出历史上儒生之所为，共性多于个性，便不具独特性。这一点，作者也说他“没有在社会变革中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这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本书的文学价值。应该说这是“先天性”，虽然作者发挥了巨大的艺术才能，也还是没能引起文学艺术界的足够的关注。
虽然“文无定式”，但作为长篇小说，也还是有一定的约定俗成的欣赏习惯。这一题材，先有剧本，有电视连续剧剧本，而后才有了这部长篇小说，因此，就小说而言，没有脱尽连续剧剧本的痕迹，章节略显散碎。再就是，少了一些应有的细节描写，比如场所、服饰、舆马、甲杖及人物活动的烘托性小环境等，作为电视剧，当然交给了导演，但作为小说则不可或缺，这虽然少了作者的笔墨之劳，却也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和品位。
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仍然取得了令我辈仰慕的成果，更是在漯河树起一座文学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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