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李季
提起我大伯，村里人都说好，然后摇头感叹：老两口真好，唉，只是后代一代不如一代。
大娘给我留下的唯一记忆是，夏天挽着裤腿站在池塘的浅水里吃饭。好像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她就去世了。他们的儿子、我堂哥从外地赶回来，还没进屋，就瘫到了地上。堂哥一表人才，梳着大背头，我一直以为他在外地工作，长大后才知道他是在道上混的。乌鲁木齐这个地名第一次进入我的耳朵，就是通过他的嘴。这个奇异的地名，曾经带给我很多美妙的想象。他有三个孩子，中间的是男孩，和我同岁。
他们家孩子小时候穿得特别好，而且衣服很新潮。老小穿过纽扣在背后的花衣服，我们讥笑她是牛变的，却又偷偷地羡慕她。老二用塑胶文具盒，也让我们羡慕，他还送给我用过一段时间，后来我们俩不知为啥吵一架，他又要走了。长大后，知道那不是文具盒，是外出时装牙膏牙刷的盒子，并且也知道，他们的那些好衣服、好东西都不是正路上来的。但是，当时村里很多人看着眼热，还有人家把自己的儿子认给堂哥做干儿子。
老二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小学一二年级和我一个班，上课说话，老师赶他走，他在教室里和老师转圈，就是不出去。他有个哥据说非常聪明，学习非常好，长得也好，得脑膜炎夭折了。家里从此把老二宠上了天。老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喜欢洒花露水，人没到香气先到。有一次她给了我一个番茄，咬一口，一股花露水味，我当她面吐了出来。
大伯的床，是老式木床，床沿上有雕花，他们家以前也很富吧?有一年除夕夜，去给大伯辞岁，大伯早早就睡了，我被起哄着去他床边磕了个头，第二天耳朵疼，他们说是大娘揪的，因为辞岁时没向大娘问好。大娘那时候刚故去不久，所以这话就很吓人了，我从此再不敢去大伯住的那间屋了。
他们家的房子也是土墙，但房顶有一半是红瓦，红瓦的外围是茅草，这曾经是村里最好的房子，因为我们连那一半红瓦也用不起。用瓦又不是全瓦，可见他们家虽富一些，但也没富到哪里去。
他们家还有一个很大的木抬箱，两边各有一根柱子，柱子由一根横梁连接着。箱子有两层，揭开一看，里面放着一碟碟看似很精致的小菜。抬箱不知是什么木做的，散发着幽幽的光泽，这光泽穿过漫长的岁月，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大伯长得瘦小，走路慢慢腾腾的，说话轻言轻语。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个特殊的酱盆，盆上绘着两条龙，盆两边各有一只耳朵，方便端进端出，而且还有盆盖，盆盖上绘有牡丹。村里其他人家的酱盆都是泥瓦盆，没有盖，夏天晒酱时节常常落进去雨水。这个酱盆应该是古董，不知道后来去了哪里。大伯经常站在酱盆前，晒酱的时候，还要盖上一层绿色的塑料纱布，避免落上蝇子。酱盆盖纱布，这是村里唯一的一家。
大伯有两个女儿，嫁的人家有天壤之别。大女儿嫁到了县城里，这在村里也是唯一的。据说，我母亲结婚那天穿的上衣，就是借她的，应该也是她最好的衣服吧。那个姐夫是转业军人，在县塑料厂上班，记得他有个眼皮上有个疤，到底是左眼还是右眼，我忘记了。小女儿嫁到河南边的河湾里，家境不好，所以回娘家受到的待遇和大姐有天壤之别。不过，他们家的重活、脏活都是小女儿两口子干的，因为她们的哥哥成年不着家，嫂子不怎么会做农活。
大伯是在我上初二那年冬天病逝的，丧事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大堂姐的大女儿那时候已出嫁了，她带过来一台录音机，可能是为了放哀乐用的。他们家人来人往的，怕录音机丢了，或是被小孩子摸坏了，就放到了我们家。门没有锁，录音机丢了，录音机是个贵重物件，自然是熟人偷走的。我们家很懊恼，后来卖了当年的红麻，去赔钱，人家死活不要，多年来，我的父母都觉得欠着他们姐家一份人情。
大伯去世后，堂哥倒不怎么外出了，但又开始在家聚众赌钱。有一次，去他家玩，见几个人坐在堂屋的方桌前打牌，堂嫂也坐在旁边，嘴里叼着烟。女人吸烟，在村里极为极少，我猛一见，不禁吓了一跳。打牌的人都是邻村的，坐在上首的，是他们儿子的干爹，堂嫂喊他“总瓢把子”，完全是江湖切口，不禁又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自己不小心走进了瓦岗寨。
大伯不在了，大伯小女儿再也不走娘家了，他们家的重活没人干，干脆就放那了。村里其他人家日子越过越好，他们家正好相反，越来越糟。堂哥后来去郑州贩菜，和一个外地女人勾搭上了，再也没回来，后来病逝在了外地。
堂哥家的儿子早早下学，去外地卖羊肉串，据说羊肉串里没有羊肉。后来他们家的红瓦房倒了，勉强盖了两间砖瓦房。前几年，我这个侄子把他妈接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他们走的时候，没有带走那条养了多年的大黄狗。这条狗每天趴在房门前等主人回来，饿了就出去找点吃的，然后回来继续趴在那里等，一直等到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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