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王晓景
老陶叫陶金昌,今年77岁,比我父亲大了15岁,按年纪我该叫他陶大爷;老陶退休前曾任县文联副主席,对于我这个文学爱好者来说,该尊他一声陶老师。但是见过他本人后,我保留了和村民一样的称呼:老陶。
尽管将近杖朝之年,可老陶并不显老。许是之前当过兵的缘故,老陶无论是站还是坐,姿态都很端正,即使开着小电三轮车,腰板依然挺直。理得极短的平头,竖起的白发和人一样透着精气神儿。见人就是哈哈大笑,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保持这样状态的人,心里定是不服老,也不认老的。知道老陶,是缘于他的大院。听说,自1998年从单位退休后,老陶先用10年时间,在自家宅基地上建了一个乡村文化大院,又用10年时间,利用大院开展各种活动,为附近村民提供读书下棋、品茶聊天的好去处。用老陶的话说,就是让下里巴人也感受阳春白雪的生活。
二十年的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坚持去做一件有益他人的事情,并非那么容易。处暑后的第二天,恰逢周末,我怀着敬重与好奇,携友走进老陶的大院一探究竟。
一
在周围几幢两层小楼的之中,老陶红砖围成的院子极其普通。若不是大门上方用黄漆写着“湾陶村文化大院”几个大字,会让人以为是不起眼的陈旧民居。推开院门后,却发现别有洞天。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绿色走廊。两棵手臂粗的凌霄花肆意攀缘,翠叶团团如盖,遮出密密的荫凉。几朵橘红色的花散乱落在地面,大有“满地凌霄花不扫,我来六月听蝉鸣”的况味。廊顶附着的还有丝瓜蔓和苦瓜藤,三两步便有修长的丝瓜和凹凸的苦瓜炫耀似地垂下来。绯红的大枣和石榴带着诱惑,掩在叶下犹抱琵琶半遮面。
这田园诗意的走廊,还是老陶特意打造的文化长廊。廊下八根柱子,有内容不一的八副对联,记得其中一副是“文化教育人为本,道德培养爱至上”;廊柱与廊柱之间,悬挂着定制的彩色版面,有《湾陶村村歌》《湾陶村姓氏歌》《湾陶村大学生光荣榜》《湾陶村历届村支书名单》。几米长的走廊,可观,可赏,可玩。我们走得很慢,时而驻足细看,时而发出感叹,像进了大观园一般。
走廊西边,挖有一个小的方形荷花池,两枝荷花微绽,娇俏可人,六支莲蓬风中微动,别有意境,老陶专门为这荷花池写过一篇《荷花赋》。走廊东边,种了大片的洋姜,绿色的茎东倒西歪。洋姜地旁是一丛翠竹,亭亭中生出几许幽意,老陶也为这丛竹子写过一篇《翠竹咏》。竹子下面藏有两只肥母鸡,低头在草丛里东刨西划,见到来人,小眼睛里立马闪烁出警惕的光芒。
老陶见我蹲在树下的草丛旁许久不站起来,哈哈大笑:“你们这真是银环下乡,对什么都感觉新奇,看来朝阳沟里的戏剧人物一点也不夸张。”其实,我对乡下不稀奇,倒是对这个布置得像“百草园”的院落觉得新奇。
二
穿过走廊,就是“陶然亭”。这是在正屋前面的空地,用铁皮瓦搭建的一个普通亭子,取了诗意的名字。在2009年2月,也就是大院建成后的第二年,老陶写了一首《咏陶然亭》:“少小贫寒老得安,苦心躬耕五十年。今建凉亭赤子心,寸草欲报三春天。但愿桑梓知吾意,相聚亭内多陶然。品茗对弈话沧桑,赏菊咏梅读圣贤。”从这诗里面,我读出了老陶的愿望和希冀,读出了他的意气风发。
凉亭下杂物堆积,棋盘上的残局,不知是何时留下的?母鸡在桌上的旧衣堆里,下了一个蛋。看来这院子里的鸡也是陶然,愿意哪儿下蛋,就在哪儿做窝。亭子旁边各有一个水泥大缸,里面养了泥鳅。老陶说,等到筷子粗细的时候就可以吃了,炸了下酒,炖了佐饭,是好东西。
老陶特意给我播放了他珍藏的碟子。那是2010年县电视台专门为这大院、为老陶录制的一个宣传片,让我看到当初大院建造的过程。当时,老陶的老伴儿拿出25000元的积蓄,儿子寄回在深圳打工挣的40000元钱,湾陶村一位孤寡老人送来2000元,驻村的干部送来4500元……这院子,算是大伙一根梁檩、一片砖瓦、一块预制板、一袋水泥、一棵树、一株花,如燕子衔泥般筑起来的。
看完碟片,想起老陶写的村歌:“千年颍河万年水,人杰地灵湾陶美。陶梁孙黄和马杨,就像一家新兄妹。相濡以沫渡难关,喜事同欢共举杯。勤奋好学人有志,勇于攀登敢作为。商海弄潮不畏险,开拓施展大手笔。教子成才父母心,后生展翅能高飞。继往开来团结紧,为建新村显雄威。试看将来咱湾陶,前程似锦更光辉。”
三
问到建院的初衷,老陶絮叨着给我们讲起一段往事:“我母亲是郏县人,当年日寇侵华占领郏县时,随人逃难,路过这里实在跑不动了,就在湾陶村里落了户。我舅舅就是被日本人杀死的。当时日本人让他去捉鸡,他不愿意,转头跑时,被鬼子用刺刀捅死了。我母亲一路逃命,来到湾陶后,嫁了人。那时候结婚嫁人很简单,能有口饭吃,能有个安身的地儿就行了。”老陶的父亲早逝,因为妯娌之间的矛盾,母亲在这待不下去了便带着年幼的弟弟改嫁他乡。成了孤儿的老陶,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还在乡亲的资助下,读完小学六年级,16岁时被村支书陶驴昌推荐参军……老陶回忆往事时犹如神助,那么早的事情,那么远的故事,那么靠前的年份,甚至孩提时的事情,他回忆起来也毫不费力。老陶念叨自己最年轻、生命里最好的几年,是他16岁到24岁从河南老家到湖北武汉当兵的几年。16岁去武汉当兵,正好赶上部队学文化,老陶的星期天基本都在图书馆里度过,第二年就在《湖北日报》发表诗歌。老陶提起第一次收到18元的稿费,仍是一脸激动,因为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才6元。写作让老陶从普通战士成为宣传队长,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大,活动范围越来越大,每天吸收着外界给他的新鲜信息和知识。退伍转业到县剧团担任编剧,后又担任县文联副主席。
“建这大院是感恩乡亲,感恩党和政府。人生路上,任何一个节点出偏差,就没有后来的我。”老陶在动情之处落了泪。原来,人生的轨迹只有在一定年龄时回过头来才能看到,这条弯弯曲曲的轨迹上有一些拐点,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有些拐点是社会强加给你的,不可抗拒;有的则是从内里自我改变,由此成功完成自己的愿望。
四
大院建成后这些年里,村里的孩子在这儿读过书、猜过谜,老人在这儿赏过月、吃过饼,壮年人在这学过种养殖、看过普法剧。老陶也收获了不少荣誉,县里的、市里的、省里的,从“感动漯河2009年度人物”“十佳五老人员”,到“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新时代乡贤”……这些奖杯和证书,老陶就放在大院的正屋内,让人随意翻看。
书柜里的书,已经霉变,想是已有两年没有晾晒的缘故,积存的潮气和霉味经久不散。我没有向老陶问起,也是不忍问起,毕竟快80岁的人了,那些书搬挪腾放,都是极费劲的力气活儿。离开时,老陶交给我一个剧本,是根据当前扫黑除恶形势写的《审爹》,薄薄的几页纸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我感觉时间不宽裕,如果再给我三十年的时间,我还要干更多的事情。”暮年的老陶,仍志在千里。
回去的路上,田里的玉米正在茁壮成长,植株顶端披拂着的红缨已渐转为灰黑色,豆子、花生、红薯,也在一天天膨胀,一天天饱满,只待秋凉,集体从田野走向仓房。这是田园牧歌式的家园,也是现世安稳、血脉相关的故乡。我想起郑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位教授说过的一段话:人们习惯把过多的赞誉给予那些所谓的文化名人,其实,我们真正应该礼敬的,是那些在基层传播文化的人、创造文化的人、传承文化的人、热爱文化的人,正是他们默默无闻的奉献,才撑起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