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以案促改 - 文化 - 新闻中心

　　■张翠华

　　近日，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我市集中开展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以案促改活动，以案为鉴、以案明纪、以案示警，不由让我想起了唐太宗以史为鉴的故事。

　　用今天的眼光看，唐太宗是以案促改的典范。他在位期间，以隋朝的灭亡为鉴，时时处处提醒自己。唐太宗的以案促改贯穿执政的全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去奢从约。唐太宗认识到隋炀帝的奢侈无度是造成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于是便注意去奢从约。他认为君主的忧虑来自于自身，欲望强烈就会花费过大，花费过大就会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亡，国家危亡则君主地位不保。他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奇珍异宝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假如放纵自己挥霍无度，那就危险了。贞观四年即公元630年，唐太宗要修建洛阳宫，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行谏：刚平定洛阳时，凡遇隋朝宫殿巨大奢侈的均下令毁掉，还不到十年的光景，又重新加以营造修缮，为什么以前讨厌的东西现在要加以效仿呢?陛下役使满是疲惫的百姓，承袭隋朝灭亡的弊端，恐怕又要远远超过炀帝啊!太宗说：你说我不如炀帝，那么与桀纣相比如何?张玄素说：如果此项劳役不停，恐怕也要一样地招致变乱。太宗猛然醒悟，下令立即停止此项工作。

　　心存畏惧。唐太宗常常以隋朝的灭亡来告诫自己，做事谨慎小心，心存畏惧，上怕皇天的监督，下惧群臣的注视，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期望。太宗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病，病虽好了，还需要调养一段时间，倘若立即放纵自己，病会复发，那就不可救治了。如今中原安定，四方信服，但每日谨慎行事，唯恐不能持久，所以想听到你们的谏诤。魏征盛赞他的居安思危。太宗不仅自己小心处事，还告诫太子如果骄奢懒惰，就会自身难保。成功来之不易，败亡可迅速招致，一定要谨慎。

　　以民为本。隋朝开皇十四年天下大旱，隋文帝不许赈济百姓，而让百姓自己到关东地区找吃的，到了开皇末年，全国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食用。隋炀帝依靠这些富足的粮食，奢侈无度，导致国家的灭亡。唐太宗以隋朝为戒，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他认为真正的君主视四海如同一家，大唐辖土之内，都是他的忠实臣民，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君主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信服，老百姓是衣食父母，设置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老百姓，理应选择贤才，量才使能。做天子是为了养护老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家族呢，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他主张杜绝奢侈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臣循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裕，自然不去做盗贼，果然出现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新景象。他还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迎君主，就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省衙署值班，太宗多次让他们进入皇宫内，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他认为打天下可以通过抗争，守成要顺应民心。贞观二年，关内大旱，他甚至祈求将灾异移到他身上，来保全百姓。立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教育他：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

　　亲忠远佞。隋文帝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但是唐太宗看到他的弱点，文帝不精明而喜欢苛察，不精明则上下不通气，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则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费心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道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太宗吸取隋朝教训，选拔天下贤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则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其职，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太宗令封德彝举荐人才，很久没有举荐一个人，认为没有奇人，太宗认为用人如用器物，要各取其长处。他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魏征说：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其才行兼备不可用也。贞观七年即公元633年11月，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推辞不受，太宗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

　　从谏如流。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利扩大，鼓励群臣多批评他。他说虞世基等人向隋炀帝进谀言以保全富贵，炀帝被杀后，世基等也难免一死。他让大臣们以此为戒，每件事都有得失，希望不惜畅所欲言。隋炀帝在位时，内外官吏一团和气，他不想犯同样的错误，表示要与大臣同心协力，共治朝政，以免被后人耻笑。唐太宗认为，君主要想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善待忠正耿直的大臣。多次让魏征进入卧室，询问政治得失。魏征知无不言，太宗均高兴地采纳。魏征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他的过失。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太宗要征点中男做兵员，敕令发出，魏征不同意，不肯签署，往返四次，太宗大怒，听了魏征一席话，认识到自己过失很深，不再征点中男做兵员。太宗担心官吏中有接受贿赂的，秘密派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位官吏收受绢帛一匹，太宗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认为当官的接受贿赂当死，但太宗的做法是有意使其触犯法律，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当面谏诤，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假如每件事情都这么做，国家怎么治理不好呢?为此，司马光感慨道：裴矩在隋朝是佞臣，在唐朝是忠臣，主要原因在于君主是否愿意听到直言劝谏。大理寺少卿戴胄多次冒犯皇上执行法律，太宗都从善如流，国内少有冤案。

　　太宗问魏征，君主如何做称为明，如何做称为暗?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太宗知道自古以来帝王虚心纳谏的确很难，责备大臣后常常后悔，让他们不要因此而不畅所欲言。太宗对执政的大臣说：朕常常担心因为自己的喜怒而妄加赏罚，所以希望你们极力行谏。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劝谏，不可以自己的喜好，而讨厌别人违背己意。如果自己不能接受劝谏，怎么能劝谏别人呢?

　　对于魏征的直言，太宗也有受不了的时候，但魏征去世后，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并且书写墓碑，太宗不停地思念魏征，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这几句话不知警醒了多少人。

　　唐太宗李世民执政23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了基础，这与唐太宗李世民以隋朝的覆亡为戒有很大的关系。“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以“前事”为鉴，唐太宗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作者单位：漯河市委办公室

责任编辑：张培娟